上海建国西路641号，建安公寓。这栋法国建筑师赉安设计的装饰艺术派大楼，灰白色的外墙在梧桐树的掩映下显得有些陈旧。六楼最东头的那扇窗，正对着一条窄窄的弄堂。1968年11月23日凌晨，天还没亮，弄堂里只有扫街老人的竹扫帚划过柏油路面的沙沙声。六楼那扇窗开了，一个瘦小的身影从窗口坠下，落在水泥地上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响。扫街的老人转过身来，手里的扫帚掉在了地上。 那个人是上官云珠。 她在那扇窗后面住了很多年。窗台上留着一双拖鞋，整整齐齐地摆着。 十二年前，也是在一个冬天，她坐在中苏友好大厦的会客厅里，穿着出门前来不及换的旧衣服，头发有些散乱。对面坐着一个高高瘦瘦的人，操着一口湖南口音，向她伸出手来。她后来跟女儿姚姚说起那个晚上，说了很多遍。每次说到同一个地方，她的声音都会顿一下。 那是1956年1月10日的傍晚。上海南京西路的中苏友好大厦灯火通明，这座俄式建筑的大厅高挑空旷，打蜡的地板反着光。上官云珠是从衡山路赶来的，搬家搬到一半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来得及换。就在几个小时前，陈毅市长派人送来了一张字条，上面只有一行字，让她到中苏友好大厦去一趟。她不知道要见谁，也不知道要谈什么，就这样被领进了那间会客厅。 推开门的时候，她看见了毛泽东。 毛泽东握了握她的手，说了一句话。这句话问得很直接，直接到在座的赵丹、沈浮、苏步青、周谷城等人都微微怔了一下。他说的是，听说此前有人欺负过你。 上官云珠笑了，笑得很用力。她没有哭。她的眼眶有些湿，但她没有哭。 要理解那句话为什么让她笑成那个样子，得从韦家第五个孩子说起。1920年3月，江苏江阴长泾镇，韦家添了第五个孩子，是个女儿。父亲韦省三在私塾教过书，后来成了无业游民，一家人靠妻子金氏织布过日子。韦省三听说又是个女儿，嘴里蹦出三个字，赔钱货。这个被父亲嫌弃的女孩，乳名叫亚弟，学名韦均荦。 长泾镇水巷纵横，石桥低矮，镇上的人家大多靠水吃水，日子过得紧巴。韦均荦三岁那年，镇上的戏台演《狼外婆》，大人把她抱上去凑数。她站在台上，把狼外婆演得有模有样，台下的孩子吓得哭成一片，她自己却拍着手笑。镇上的人说，这丫头是唱戏的料。 但唱戏的料差点一辈子走不出长泾镇。她八岁才入小学，美术老师叫张大炎，比她大十一岁，是镇上富绅的儿子，也是她哥哥的同学。张大炎从她八岁起就对这个眉眼灵动的女孩格外留心，后来资助她到苏州乐益女中读书。1936年，十六岁的韦均荦未婚先孕，匆匆嫁给了张大炎。七个月后，她生下了一个儿子。 1937年，卢沟桥事变。日军的飞机轰炸了江阴，韦家举家逃往上海。张大炎在一所中学教美术，十八岁的韦均荦不得不出门谋生。她在霞飞路巴黎电影院旁边的何氏照相馆找到一份开票员的工作。照相馆老板何佐民原是明星影业公司的摄影师，见这个江阴来的少妇生得标致，便让她穿上时髦衣服拍照，把照片摆在橱窗里当招牌。整条霞飞路都知道何氏照相馆有个漂亮的开票小姐。 这段经历把她推向了另一条路。何佐民与影剧界来往密切，1940年，经他介绍，韦均荦考入华光戏剧专科学校学习话剧。她的同学里有一个后来成为大导演的人——谢晋。同年，她进入新华影业公司演员训练班，著名导演卜万苍觉得韦均荦这个名字不够响亮，替她取了一个艺名：上官云珠。 1941年，上官云珠在艺华影业公司拍摄了处女作《玫瑰飘零》，正式走上银幕。此后几年，她接连出演了《国色天香》《泪洒相思地》《花月良宵》《鸳鸯泪》等影片，在上海滩的银幕上渐渐有了名字。 但丈夫张大炎无法接受妻子在银幕上抛头露面。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，张大炎以离婚相威胁，上官云珠跪在他面前，抱着他的腿哭求不要离婚。然而这段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。1943年，两人正式离婚，张大炎带着儿子回了长泾镇。 离婚那年，上官云珠已经在天风剧社认识了编剧姚克。姚克毕业于耶鲁大学，是鲁迅的弟子，1936年鲁迅葬礼的主持人之一。在姚克的帮助下，上官云珠的演艺事业迅速攀升。1944年8月，她生下了女儿姚姚。但这段婚姻也没有维持太久。姚克在她外出演出期间与一位富家女同居，1946年，两人离婚。 接连的婚变没有击垮她，反而让她的身上长出了刺。她后来对朋友说，她觉得自己像一只刺猬，带着一身刺在这世上走。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电影圈，并不平静。昆仑影业公司聚集了一批进步电影人，阳翰笙是编导委员会主任，白杨、舒绣文、上官云珠、赵丹、孙道临等人是公司的主力演员。与此同时，国民党当局对电影创作的审查日益严苛。上官云珠参演的《希望在人间》，剧本因为把反派设定为汉奸特务而遭到审查阻挠，经多方交涉才得以拍摄完成。 更凶险的是《乌鸦与麻雀》的拍摄。这部影片揭露的是国民党政权溃败前夕上海滩的黑暗现实，从开拍起就被特务盯上。拍摄只能在地下进行，拍外景时装成游览的模样，趁监视松懈时抢拍镜头。上官云珠参加了被特务监视的地下摄制活动，也参加了有“卫生丸”对着自己的昆仑星期晚会。卫生丸是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