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1年，91岁的张学良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记者采访，当谈到红军时，他不无感慨地说： 除了毛泽东，换谁指挥都会全军覆没。 张学良之所以说这话，不是客套恭维，也不是临场发挥，而是发自内心地认为，毛主席就是唯一能领导红军走完长征的那个人。 对于长征，很多人只知道红军历经一年，打了无数仗，途经14个省，翻越18座大山，跨过24条大河，走过荒草地，翻过雪山，行程达到了二万五千里，却不知道长征途中红军曾前后四次濒临绝境，即将坠入深渊，是毛主席将红军拉了回来。 这四次长征途中的转折，正是张学良说只有毛主席才能带领红军走完长征的依据。 第一次是通道转兵。 1934年10月，李德、博古率领中央红军8万余人开始长征，一开始目的地就确定了，即到湘西与贺龙的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，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。 然而，李德、博古不知道的是，蒋介石一开始就算准了红军的转移路线，提前调兵遣将，拦住了红军的去路。 红军刚出发，就在湘江遭遇了史上最惨烈一战，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，红军兵力锐减到3万多人，可谓元气大伤。 此时，红军如果再来一次湘江战役，那么全军覆没是大概率事件，所以对红军而言，最稳妥的办法是避开敌人兵力集中的地方，以获得喘息之机。 那么，敌人哪里的兵力集中，哪里的兵力薄弱呢？ 红军一开始并不知道敌人在哪里的兵力集中，因为部队刚刚经历一场恶仗，还没来得及刺探敌人的动向。 李德、博古认为，应该坚持既定方针，去湘西找贺龙会师，毕竟贺龙率领的这股力量，将很好地补充中央红军的兵力。 毛主席却深谋远虑，看到了问题的本质：红军的意图已经被蒋介石察觉，蒋介石必定在红军去湘西的道路上布下重兵，如果按照既定路线走，只会掉入敌人布下的口袋，等于是送死。 湘江战役后，毛主席在通道会议上据理力争，核心意思是：千万不能去湘西，应该去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贵州。 贵州的兵力之所以薄弱，是因为那是军阀王家烈的地盘，中央军都在湖南，还没去贵州。 毛主席的观点一抛出，许多人表示不理解：中央军委已经确定路线了，怎么能说改就改？ 好在朱德和周恩来等多数人是支持毛主席的，红军最终决定不去湘西，而是改向贵州行军。 红军进入贵州后，趁敌人兵力薄弱占领遵义，不但获得了难得的休整和补充，还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遵义会议，确定了毛主席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。 后来，红军才知道，蒋介石在湘西布置的兵力远比想象要多，他打算在湘西将中央红军和贺龙的部队一网打尽，但毛主席判断出了他的意图，使他的阴谋未能得逞。 如果不是通道转兵，红军可能还要经历一两次大仗恶仗，极有可能还没出湖南，就全军覆没了。 张学良说“除了毛泽东，换谁指挥都会全军覆没”，第一层意思指的是，谁敢在关键时候否定既定的错误路线，并给出正确的路线，谁就有资格当红军统帅。 第二次是苟坝会议。 红军占领遵义后，敌人很快便围了上来，毛主席审时度势，带着部队又开始转移，伟大的四渡赤水开始了。 一渡赤水，红军在土城遭遇失败，渡过长江进入四川的目标已经无法实现，为了调动敌人，毛主席决定杀个回马枪，果断二渡赤水进入黔北，重新占领遵义。 遵义战役是红军进入贵州之后取得的最大胜利，毙伤敌2400余人，俘敌3000余人，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，极大鼓舞了士气。 这一仗打得很好，尤其是占领遵义前的娄山关战役，非常振奋人心，中央军委也顺势提出了“连打大胜仗，消灭大量敌人”的要求。 在这种气氛下，红一军团提出了攻打打鼓新场，消灭中央军周混元纵队的建议。 这个建议在当时很合时宜，也很符合战场形势的变化，毕竟周混元纵队就在跟前，只要坚决、彻底将其消灭，便能打击敌人嚣张气焰，在战略上争取主动。 1935年3月11日，苟坝会议召开，参加会议的20多人，几乎都支持攻打打鼓新场，还成立了前敌委员会，全权负责此次歼灭战。 会议的气氛很热烈，大家都沉浸在再打一次大胜仗的情绪当中，却没有人意识到，打鼓新场是红军碰不得的地方。 轮到毛主席发言时，他却明确反对攻打打鼓新场，理由有三： 其一，周混元纵队是中央军，武器装备和人员素质都比黔军强，战斗力不容小觑； 第二，周混元已经在打鼓新场修建了坚固工事，红军缺乏重武器，打攻坚战太冒险； 其三，打鼓新场的位置很重要，敌人一定会在四周布置重兵，红军如果不能迅速拿下，可能被反包围，到那时就插翅难飞了。 然而，毛主席的分析却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，当时红军在军事上实行投票制，在投票环节，只有毛主席一人反对攻打打鼓新场，其他人都支持。 更过分的是，因为毛主席反对攻打打鼓新场，所以他的前敌委员会政委职务也被表决掉了。 散会的时候已经是深夜，毛主席睡不着，一个人跑到外面转悠，他把敌人的情况及自己的估计又梳理了一遍，越想越不对劲，打鼓新场不是一场“试一试，不行就算了”的仗，而是一场足以让红军全军覆没的仗。 天亮后，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就会发出，留给毛主席的时间不多，想到这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