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小学班主任老师调岗接诉员以来，陈昱在学期初的紧张感不减反增。 这是一年两次的举报教师高发期。站在讲台上，她担心被举报，如今在办公室，她替同事们捏把汗。今年九月的前两周，她收到将近40封举报信，几乎每天打开电脑邮箱，都会看到亮着红点的新邮件，从教育局转来。 其中大部分来自家长：“频繁换老师，孩子成绩下滑怎么办？”“为什么让孩子打扫厕所，没钱请保洁吗？”“老师针对我家孩子”…… 也有些过于具体或简单的表述：“作业要夜里十一点才能写完”“某老师太严厉了”，这通常意味着老师最不愿相信的情形——举报者是学生。 “像一支暗箭，猝不及防。”一位从教近30年的老师这样形容得知时的感受。直到举报前，他从未听家长或学生和自己表达过不满。 经核实发现，多数针对教师的举报，存在“明显的夸大和不实”（资料图） “正面沟通变得困难。师生、家校间的信任难以建立。” 近两年，长三角地区某教育局工作人员程乐观察到，设立投诉热线的初衷原本是提供不得已而为之的后手，现在却有被滥用的趋势。经核实发现，多数针对教师的举报，存在“明显的夸大和不实”。 “其实很多误会只要和老师当面聊两句，就能解决掉。”他说。 对一些家长而言，举报确实是“没有办法的办法”，除非彻底否定老师，否则不会走到这步。 然而，否定正是在一次次怀疑中累积的。一旦怀疑孩子遭受了不公正对待，“老师会给孩子穿小鞋”的顾虑也随之种下，直接沟通就成了一种冒险。“会被班主任记住，被各科老师忌惮。”一名家长说。 如此循环下去，为了保证能“受到重视、解决问题”，举报成了唯一出路。 经过写说明、道歉、处分或调整岗位，遭遇不实举报的老师大多动摇过。但动摇不等于离场。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站回了讲台，依旧相信师生之间、家校之间，本该是相互理解的关系。 图为教室（创意图片 图源：IC photo） 举报 得知自己被举报时，小学老师邹华正在备课。 那是去年8月底的报到日。学生一早到校，领新书、交暑假作业，打扫卫生，中午12点放学。他站在校门口，看着家长和他微笑、打招呼，把孩子一个个接走。在邹华的印象里，“一切都很顺畅，没什么不对劲的。” 回望过去27年的教学生涯，一直都是如此平静。师范学校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这所北方小学教数学。他自认深谙和孩子的交流之道。课堂小话声密了，他只要稍微提高声调，孩子们便安静下来。学生表现好，他给每人买一根冰棍，或一个笔记本，“一碗水端平，一个都不能少。” 因为教得好、管得严，他几乎一直兼任班主任。 邹华是那种“老派”教师：推崇尊师重道，相信老师在学生面前得有威严。谈及经验，他最常提到的是“尊敬”。首先，他有先天优势，一米八的身高、男性。“小学生视野有限，对身形高大的老师会多些敬畏心。” 其次，只要家长尊重自己，他就有自信，无论再调皮的学生，都能“镇得住”。最后，“尊敬”需要培养，只有不断地提醒，孩子才能保持。 开学第一课，就是个好时机。“收心”，是班上永不动摇的主题。孩子年年在长，必须在学期伊始，给大家提个醒。 下午，邹华独自留在教室备课。他打算先扬后抑，让孩子们分享下假期生活，活跃气氛后，再布置新学期的计划，一起翻看课本，了解新知识。 突然，敲门声响起。校长走进教室，说他被投诉了，有位家长认为他“对孩子不够关注”。进一步说明，他才想起来：大约2年前，班上一个内向的男孩，因为上课时不敢举手告诉老师，自己想上厕所，最终憋不住尿裤子了。 邹华听校长说，家长在报到结束后，“领着孩子就上教育部门实名举报了。” 数千公里外，陈昱所在的小学也频频发生类似的事。近两年来，每逢开学季，针对老师的举报就多起来。今年9月初的一周里，平均每天都会接到四五封举报信件。全校有近6000名学生，90多个班。在过去，一年收到四五封举报信，就已经“非常可怕了”。 得知被举报的那一刻，先是惊讶，再是茫然，最后是心寒——不满原来一直在那里，只是从未有人当面说过。甚至有人在一瞬间怀疑，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是否值得。 学校让学生轮流打扫厕所，本意是通过劳动教育孩子。家长没和老师沟通，直接举报：这么小的孩子就干脏活累活，“老师不能干吗？没钱请保洁吗？”。原来的班主任休产假换了新老师，家长担心影响孩子成绩，举报信里说，“老师一定要生孩子吗？能不能保证新老师不怀孕？”陈昱回忆。 “很多事在孩子看来没什么问题”，陈昱说，但家长一听说，会感到焦虑，甚至觉得受到了侮辱。 邹华也这样认为。他反复回想自己的处置方式，至今想不通有什么问题。 当时，他立刻联系了那个尿裤子学生的家长，对方说要接孩子回家。邹华按学校规定办好离校手续、开了出门条。家长赶到校门时他正在上课，看着班里几十名学生，他不放心离开，没有送那个孩子出去。按学校规定，校门保安核实家长身份后孩子才能被接走，“有安全保障”。他再三叮嘱那个孩子：“如果不是你家长，一定不能跟着走。”但最后，孩子拿着出门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