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10月，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提起长征，很多人会想到湘江、遵义、四渡赤水、雪山草地。可有两个名字常常被一笔带过：张闻天，王稼祥。在最要命的那几个月里，他们起了关键作用。 后来，他们却慢慢离开了最显眼的位置。想弄明白这件事，得从长征最难熬的那段路说起。 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。从17日起，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、军委机关等8.6万余人，陆续从集结地出发突围。那时候，红军已经吃了一连串败仗。 手握指挥权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，却依然相信只要冲破封锁线，局面就能扭转。转移计划保密极严。广大中层、基层干部和普通士兵，直到上路都不知道要去哪、走多久、什么时候回来。 另一边，李德又要求把苏区家当几乎全部带走：中央机关、医院伤员、兵工厂的机器，连印刷机都不落下。说是一支突围的军队，倒更像一座正在搬家的城市。 代价在湘江兑现了。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，让桂系一度撤出了湘江防线。可红军带的坛坛罐罐太多，走得太慢，没能抓住机会抢占渡口。等队伍走到江边，防线漏洞已经被湘军和国民党中央军补上。 全州被湘军抢先占住，红军的渡河行动只能越来越集中到南边的界首一带。界首往南十几公里就是兴安，号称广西北大门。桂系感到威胁，又卷土重来。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，红军苦战五昼夜抢渡湘江。重兵合围之下，李德仍然固执地坚持原定的作战计划：部队不许分散突围，辎重不许丢。 为了掩护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，红一、红三、红五军团反复投入阻击，阵地丢了再夺回来。红一军团在脚山铺伤亡近6000人。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，除极少数人外全部牺牲。 红八军团在湘江战役中遭受毁灭性损失，后来被撤销建制。少共国际师同样付出了沉重代价。湘江一战，中央红军的有生力量遭受重创，许多年轻战士永远留在了广西的山水之间。出发时8万多人，过了湘江只剩3万余人。党史研究里还有一个更细的口径：前三道封锁线已经减员两万多人，实际参加湘江战役的约6.4万人。 其实早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时，不少红军官兵就意识到，李德那套所谓的正规战打法很有问题，只是几乎没人敢公开说。 李德背后站着共产国际，对当时的中共党员来说，他代表莫斯科，质疑他就等于质疑共产国际。不满只能憋在私下，加上语言不通，这些声音也很难传到李德耳朵里。湘江之后，情况变了。 几万久经沙场的老兵永远留在了两岸，随江水一起流走的，还有这位军事顾问的威信。偏偏这时，李德的权威来源也出了问题。 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，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仅有的联系渠道被切断。博古和李德再也没法靠请示莫斯科，借共产国际的权威压下不同意见。张闻天、王稼祥就是在这个节点上站出来的。 两人都有留苏经历，也都曾被列入当时所谓的“28个半布尔什维克”。张闻天和王稼祥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、红色教授学院学习，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。 这样的经历，使他们与博古等人原本存在相近的思想背景，但也正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，他们后来逐渐认识到，不能把书本上的军事理论机械套用到中国战场。 当时，张闻天虽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，却没有进入由博古、李德、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，无法直接参与这一核心指挥小组的日常军事决策。这种组织安排，也使他对原有军事指挥体制有了更深的认识。长征路上，他和王稼祥、毛泽东常常走在一起：路宽时担架并排走，路窄时前后相连，一路讨论党内事务和军事问题。 这段担架上的交流，分量并不比后来几次会议轻。两个理论修养很深的人，肯承认战场比书本更有说服力，这本身就不容易。1934年12月12日，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。 博古、李德仍坚持北上湘西，与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。可国民党早已判断出红军的去向，沿途布下重兵，硬闯就是又一个湘江。毛泽东建议转兵西进，去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。 张闻天、王稼祥当即表示支持，周恩来等多数同志也赞成。通道会议成为中央红军军事决策发生重大转折的重要节点。李德坚持的原定行军方向遭到中央领导人多数反对，毛泽东提出的西进贵州主张开始占据上风。 几天后，红军攻占黎平，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。到了跨年那几天的猴场会议，张闻天和王稼祥再次批评李德、博古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。 会议明确规定：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，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。这条规定能获得普遍认同，是有原因的。 最高三人团里，李德和博古能用俄语交流，周恩来懂英语，三个人开小会连翻译都不用。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，连跟李德单独聊几句的机会都没有，难免觉得被架空。 决策回到政治局，说出了大家的心声。看上去只是程序上的一条规定，其实是釜底抽薪。李德自始至终是德共党员，不属于中共任何一级组织，政治局本来就没有义务让他参与表决。 军事决策必须接受政治局的集体领导，李德过去那种脱离政治局、由少数人主导军事决策的方式，已经难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