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放战争爆发之后，人民军队的指挥体系处在战争环境之下，很多将领都会同时身兼中央军委职务和前线部队指挥职务，彭德怀身上就出现这样的情况。1945年他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，到1947年陕北战事吃紧，又扛起西北野战兵团、西北野战军的指挥重担，这件事放到和平年代很难理解，但放在当年的战争环境里，有很现实的客观原因。 1945年抗战刚刚结束，中共中央军委完成改组，彭德怀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，同时兼任总参谋长，留在延安协助毛泽东、朱德统筹全国各个解放区的军事工作，属于全军最高指挥层当中的一员。按照一般理解，他应该留在军委驻地，研究各个战场的作战方案，不需要直接到某一个战略区去带兵打仗。时间仅仅过去一年多，陕北局势骤然恶化。1947年，国民党调集重兵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，目标直指延安，妄图摧毁中共中央首脑机关。当时陕北的野战部队合计两万六千余人，要对抗二十多万装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，敌我力量差距十分突出。 原本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是贺龙，这支部队的底子大多出自晋绥根据地。但那个阶段贺龙的工作重心放在晋绥，要处理两个解放区的财政、粮食、兵员扩充，保障陕北战场的后勤供给，大量后方事务脱不开身，没办法回到陕北直接指挥野战部队在一线作战。陕北马上就要面临大战，中央必须尽快确定前线指挥人选。就在这个紧要关头，彭德怀到延安周边查看防务情况，回来之后主动向中央提出，贺龙还没有返回延安，陕北的几支野战部队，暂时可以由自己来指挥。 中央军委很快同意这个请求，1947年3月正式下达命令，陕甘宁边区所有野战部队、地方武装统一归彭德怀和习仲勋指挥，组建西北野战兵团，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7月底，西北野战兵团正式改称西北野战军，彭德怀继续担任司令员兼政委，同时成立西北野战军前委，彭德怀出任前委书记。从这一刻起，身为军委副主席的彭德怀，离开军委机关，来到陕北黄土高原的作战最前沿。 很多人会疑惑，军委副主席去当一个野战军的司令员，是不是岗位下调。在战时体制下，二者不存在高低替换的关系，属于岗位兼任。军委副主席这个职务，代表他参与全军重大军事决策；而西北野战军司令员，是西北这个关键战场的一线主官。陕北不是普通的战区，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机关当时计划留在陕北坚持斗争，这个战场的胜败直接关系中央的安全，位置特殊，需要一位军委层面的领导人在现场，遇到重大情况，可以直接向中央汇报，省去多层转接，便于快速处置瞬息万变的战局。 同时岗位调整也带来现实变化，彭德怀长期在陕北行军打仗，四处辗转，已经没有条件再回延安处理总参谋长的日常工作。之后中央决定，1947年8月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总参谋长，接手军委机关的日常参谋业务，这样前后方分工就理顺了。贺龙依旧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，不去管前线直接打仗，把全部精力放在后方，调动晋绥、陕甘宁两地的物资、人力，源源不断供给西北野战军，前线打仗、后方保障两套体系并行运转。 走上西北战场之后，彭德怀手里的部队数量不多，环境艰苦，物资补给困难。他依托陕北根据地群众，利用山地地形，采用机动迂回的战术，接连打出青化砭、羊马河、蟠龙三战三捷，打击进犯敌军的气焰。之后沙家店一战，粉碎国民党把中央机关挤出陕北的企图，西北战场就此迎来转折。往后又指挥宜川战役，收复延安，一步步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，为解放大西北打下基础。 战争年代的职务安排，不会拘泥于固定模式，一切以战场实际需要作为出发点。彭德怀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领西北野战军，不是岗位变动，是危难时刻临危担当。军委的职务还保留，主要精力交付西北前线，和贺龙形成前后方的配合，共同支撑起条件最为艰苦的西北战场，保障党中央在陕北站稳脚跟，也影响了解放战争全国战局的走向。 特别